线下配资官网申宇婧：后美国时代，中国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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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评论》

《东亚评论》（原《黄海学术论坛》）创建于2003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现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为半年刊。本刊面向国际问题研究，以东亚研究为重点，突出东北亚研究。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张蕴岭担任主编，聘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为编委。

作者介绍

申宇婧，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 摘要 ✦

近些年，亚太地区保持了较强的经济增长活力，亚太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支撑。亚太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在亚太地区的重要表现，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历史进程。然而，受到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与大国博弈加剧的一系列影响，亚太经济一体化正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下降，亚太地区即将迎来后美国时代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迈向新的高度。

关键词：亚太经济一体化；逆全球化；自由贸易协定；多边主义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逐渐下降，尤其是经济领导力。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在“美国优先”等政策影响之下，亚太地区的经济链条正在发生重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巨大挑战。亚太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反思美国在促进亚太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亚太地区进入后美国时代的一体化发展阶段。目前，美国不是亚太地区任何一个重要自由贸易协定的参与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均没有美国的参与。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认真考虑在美国逐渐退出亚太地区，甚至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形势之下，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迈入新的阶段。

目前关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方向较为局限，多为探讨亚太地区的经济规则与秩序对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例如，现有文献多侧重于探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何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等。经过梳理发现，现有文献鲜有从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研究亚太经济一体化发展。本文从亚太经济一体化定义出发，系统梳理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下降的主要表现，揭示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为中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提出意见建议。

一、经济一体化与亚太经济一体化

亚太经济一体化作为亚太地区发展的目标与愿景，其核心在于通过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资本流动以及加强区域间合作，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经济的共同增长。从历史进程来看，亚太经济一体化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变，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逐渐加深，形成了庞大的经济网络。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大国博弈的加剧，亚太经济一体化进入发展变革期与格局重塑期。

（一）经济一体化定义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权威定义，最早可追溯到匈牙利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的定义：“国家之间逐渐取消歧视性待遇，使这些国家经济上趋向融合为一个统一市场的过程。”他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他在书中强调，除了去除关税或贸易壁垒之外，共同市场与经济联盟阶段还要求跨国协调包括要素自由流动（劳动、资本）、政策（税收、货币、财政等）的协调或统一。此外，一些外文媒体或数据库也有对经济一体化的定义。ScienceDirect数据库中，经济一体化被定义为：通过贸易协定等措施增强参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Investopedia媒体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涉及国家之间减少或消除贸易壁垒、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加强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安排。

目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等国际组织并未对经济一体化有明确定义，通常使用区域一体化的表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贸易与发展报告2022》中讨论了区域一体化如何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协调”“非关税壁垒的减少”等手段，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提高效率与发展的福利。

（二）亚太经济一体化现状

根据上述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亚太经济一体化则是指亚太地区通过减少贸易壁垒，降低关税，协调政策等措施，扫除区域内不同国家要素相互流动的障碍，实现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增强，提升亚太区域的整体福利。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次区域合作和新兴领域的合作为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重要助力。然而，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下降，亚太经济一体化进入格局转型期和重塑期，逐渐形成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多极格局。

首先，从整体来看，亚太区域贸易依存度稳步提升，次区域合

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亚太经济一体化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全球不确定性上升，逆全球化抬头的情况下，仍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首先，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24—2025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4%—5%，显著高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其次，亚太地区内部贸易占比基本稳定，略有上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2024/25报告指出，2024年亚太地区内部贸易仍占区域出口的近60%，与之前相差不大，整体维持在这一水平。麦肯锡2024年统计称，2022年亚洲地区内部贸易占比约57%，相比2000年的54%略有上升。

最后，亚太地区次区域合作展现出强劲势头。新兴东亚区域的内部贸易持续增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表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内部贸易在2021年已占到东亚区域总贸易约40%，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新高。其内部需求占出口的比重也显著上升。东盟与中日韩的贸易显著增长，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支柱。根据2025年6月的统计数据，过去10年东盟与中日韩的贸易总额从约7270亿美元增长至1.13万亿美元，增长约56%，占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8.7%升至32.1%。其中，中国与东盟，日韩与东盟的贸易均呈增长态势。截至2024年，东盟与中国连续五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与日韩在各自国家中的贸易投资地位不断提升，东盟正成为韩国出口的重要市场。

其次，从细分领域来看，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开拓亚太一体化发展新局面。近年来，亚太地区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为亚太经济一体化提供新的空间。亚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根据市场研究公司Mordor Intelligence的预测，亚太地区的数字转型市场规模预计从2025年的900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1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9.06%。在这个基础上，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日渐紧密，中国、日本、韩国、东盟之间的数字贸易快速扩大。近年来，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对亚太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提供支撑。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4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24年东南亚地区数字贸易总额预计达到2630亿美元，同比增长15%。预计到2030年，东南亚数字经济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数字金融、数字贸易等领域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已经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首选地，展现出双方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潜力。2025年5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双边数字贸易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此外，中日韩数字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加强三方新一轮合作的重要引擎。三方在技术研发、数字基建、跨境电商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

再者，从地缘角度来看，亚太地区正面临格局重塑和经济链条重组的过程。传统的亚太地缘格局建立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双多边同盟体系的基础之上，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二战之后，美国基于全球战略布局与地缘政治考量，通过军事同盟、经济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与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紧密联系。军事上，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签署了安全协议，包括《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在亚太地区保持了长期的军事存在。经济上，美国通过贸易协定、市场开放以及技术转移等手段，与亚太地区形成了深度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实现了与亚太地区深度的经济绑定，极大增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然而，近年来亚太地区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一是中国崛起的结构性冲击。中国已成为几乎所有亚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多数亚太国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和贸易协定施加影响的能力。二是美国自身政策的局限性。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强化联盟，其在亚太地区的政策存在连续性不足的问题。再加上“美国优先”战略下的单边主义和交易性外交，动摇了亚太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三是地区国家的战略觉醒。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将自身定位为“摇摆国家”，在中美博弈中奉行对冲策略，以从两边获取利益。日韩等发达国家更加自主务实地规划外交与安全政策，尝试在中美之间乃至区域之间扮演更积极的“调和者”角色。这些因素均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亚太地区正在经历着区域格局重塑的过程，这将深刻影响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后美国时代，亚太经济一体化趋势分析

二战之后，美国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量。美国通过提供资金、技术等方式，促进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经济崛起，建立并深化了跨太平洋的经济联系。亚洲生产—美国消费的供需关系逐步建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平衡关系逐步被打破，美国的消费能力明显下降，跨太平洋的供需经济关系开始出现裂痕。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后，更是大力推行制造业回流与高关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使得亚太经济一体化遭遇重大挫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明显下降。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认真考虑面临美国影响力逐渐降低或没有美国的形势，逐步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下降的表现

二战后，随着全球开放与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进，由美国和东亚国家组成的亚太经济链逐渐形成，并且呈现出经济链条逐渐延伸并趋向网络化、参与主体越来越多的趋势。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入，亚太经济链的亚洲参与国家逐渐由“亚洲四小龙”转移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同时中国凭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巨大的市场空间等后发优势也加入东亚生产链条，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加工制造中心。至此，亚太经济链条呈现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相对均衡状态。

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美国推行的高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制裁措施破坏了亚太经济链条与亚太之间的经济联系，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下降。近几年，亚太地区许多国家不再将美国作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在国际贸易中寻求除美国以外的更多替代选择，减少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促进贸易多元化发展。尤其是特朗普2.0以来，美国采取关税手段，推出“暴力”关税政策，扰乱世界贸易秩序，大幅增加世界贸易的总成本，严重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对美贸易。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受到严重打击。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受到美国大幅加征关税的影响，中美贸易规模大幅缩减。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1—7月，中美贸易额为3372.24亿美元，同比下降12%。随后，受到中美贸易谈判中暂缓继续加征关税的利好消息影响，中美贸易额有所恢复。

其次，美国与日韩盟友之间的贸易经济联系遭到重创。日本对美出口遭受重创，货物增长率下降（如图1）。2025年7月，日本出口降幅创四年最大，其中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日本对美出口表现尤为疲弱，同比下降10.1%，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分别暴跌28.4%和17.4%。日本汽车企业开始将出口转向加拿大、欧洲、拉美等其他市场，加强在非美国市场的生产与销售，以减轻美国关税的影响。韩国对美出口同样呈显著下降趋势。除了芯片、半导体等对美出口仍保持增长趋势以外，韩国自2025年5月以来对美出口连续下降。

图1 2018—2023年日本对美货物贸易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最后，美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增幅明显。关税政策之下，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发动贸易战，导致了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东盟尤其是越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对美出口激增，从而推动了美国—东盟贸易总额的快速增长，东盟在美国的贸易地位明显提升。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供应链“去中国化”战略，许多西方外资企业出于成本和去风险等考虑实施“中国+1”战略，东盟成为该战略下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在这个背景之下，东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显著扩大。2024年美国与东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估计为5717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13.4%。

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价值链分工深化会降低中间品的运输成本与贸易成本，推动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美国与东盟贸易联系的增强虽然从贸易规模上促进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反而破坏了原有的亚太区域网络多主体参与的分工体系，促使亚太经济链呈现出短链化、分散化的趋势，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一体化进程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东盟实行外交平衡战略，在对美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也在积极增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避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以越南为例，近几年越南对美出口保持增长态势，顺差不断扩大。以货物贸易为例，越南对美出口货物规模从2018年476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970亿美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越南对美的出口增长率有所放缓，2023年呈现11.3%的负增长（如图2）。可见，美国在越南整体贸易格局中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越南正在积极探索与欧洲、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多元贸易伙伴关系，逐步降低对美国消费市场的依赖。

图2 2018—2023年越南对美货物贸易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二）后美国时代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展望

后美国时代，随着美国在亚太区域影响力的变化，亚太经济一体化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

首先，亚太经济一体化将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特征，其核心驱动力将从单一美国主导转向中国、东盟以及市场与企业等多元力量共同驱动。过去几十年，亚太经济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和推动的单极系统，美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起到了主导核心作用。目前，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逐渐下降，亚太地区的“后美国时代”已然开启。美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方面采取了不断“去自由化”的措施，其在亚太地区正从公共产品的制造者变为索取者。与此同时，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多元主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将在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将继续作为亚太大多数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市场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将为亚太区域经济融合奠定底层基础。美国将发挥其在前沿技术和高科技上的影响力，嵌入亚太数字经济链条。东盟与地区国家将更多地采取平衡战略，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自贸协定在大国竞争合作之间获取最大利益，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后美国时代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将呈现多方力量塑造和推动的趋势。

其次，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可能形成一个以发展为导向，更加灵活、务实的一体化新范式。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强调高标准与高开放性，推行与发达国家看齐的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规则制度，追求高度的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过早适用发达国家标准，会引发“水土不服”问题，抑制其发展动能。例如，知识产权强保护可能限制技术扩散与模仿创新，劳工与环境标准将显著提升制造业成本，削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资本过度自由化可能引发资本快速流动，威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等。二是常通过约束性条款，限制各国在产业政策、补贴、国有企业、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国内规制权。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发展的自主性受限。后美国时代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将兼顾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遵循渐进式原则，鼓励发展的多样性，允许各国根据自身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自身需要制定合作框架。一个更加灵活、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范式将建立。

最后，“分层式一体化”将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新常态。在经济全球化与亚太各国经济联系加深的背景之下，亚太地区不会完全分裂为两个平行的阵营，更可能呈现出在战略层走向平行体系，在商业层继续保持融合的分层式一体化发展态势。一是在涉及战略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领域，包括高端半导体、AI、量子计算、国防科技等具有明显竞争的领域，亚太地区可能出现大国引领下的“小圈子”或平行发展态势；二是在涉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产业商业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板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竞争融合的态势。各国供应链难以切割，无法承受“切割”供应链带来的效率损失和经济成本，但同时加强自身在相关领域的主导权和竞争优势，争夺产业链核心环节的主导权，呈现出激烈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例如，特斯拉在上海建设超级工厂，并大量采购宁德时代的电池，但电池管理系统的核心软件算法、自动驾驶芯片和软件系统等，完全由特斯拉自主研发和控制，确保了其产品最核心的差异化价值和利润制高点；三是在不具有商业敏感性的低附加值领域，亚太地区将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保持深度融合和区域分工。这一层面下，市场力量将起主导作用，企业基于成本、效率的市场原则，在亚太区域内进行最优分工。即使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背景下，这类产品的贸易格局也将很难改变。

三、中国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和挑战

亚太经济一体化进入后美国时代的背景之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勇于承担责任，更好地协调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逐渐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力量，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迈入新的阶段和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中国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创新实践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积极参与亚太区域治理，并不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有效推动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首先，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降低亚太地区关税壁垒。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2021年4月15日就率先完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国内核准程序，成为非东盟国家中最早完成批准手续的国家之一，为其他成员国作出表率，向世界展现出坚持自由贸易的诚意。在协定谈判遇到阻力时，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积极沟通协调，促进协定条款的达成。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核心作用，有效消除其他参与方对“中国主导”的疑虑，并推动协定扩员进程。同时，中国在该协定基础上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始终是中日韩自贸区最坚定的倡导者和稳定的推动力。此外，中国推动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东盟之间零关税产品的范围和比例，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纳入产业合作范围，显著提升双方的跨境物流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其次，中国深化供应链融合，促进亚太地区要素自由流动。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亚太地区的对接，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促进亚太区域联通，为亚太地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进而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助力亚太经济一体化。政策沟通方面，与亚太国家就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充分交流，积极协调亚太地区政策，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设施联通方面，投资建设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为亚太经济一体化奠定硬联通的设施基础；贸易畅通方面，在亚太地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亚太国家共建“丝路电商”合作机制，提升亚太地区的经济依存度；资金融通方面，在亚太地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有效解决亚太地区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加强亚太地区的资金流动与使用；民心相通方面，通过孔子学院等项目，支持亚太青年来华留学，推动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促进亚太区域民间往来。

最后，不断加强自身的开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中国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明中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内改革和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决心。同时，中国扩大市场准入，深化“边境后”改革，通过大幅削减负面清单，全面放开制造业外资准入，持续深化服务业开放等措施，不断降低外国资金、商品等流入中国的“门槛”。

（二）中国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中国在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将会面临来自地缘政治博弈、供应链重组与政策制度分化等多方面的挑战。

1.亚太地区全球地位不断提升，政治博弈掣肘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由“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企图重新夺回和塑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亚太地区陷入了地缘竞争博弈的焦灼状态。一方面，美国将亚太地区作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方向。亚太地区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的中心，美国充分认识到亚太地区对于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2025年12月，美国发布的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印太”是决定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核心角斗场”，贡献全球超50% GDP，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也是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美国“选择性介入”但不放弃主导权。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发展格局与地区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以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为代表的经济体经济实力快速增长，逐渐成为影响亚太地区格局的重要因素与不可忽视的力量。后美国时代，亚太地区将面临权力格局的变化，进而引发地区形势动荡。面临众多的外部干涉势力与干扰因素，亚太地区如何维护稳定，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推动地区之间的合作成为关键。

2.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供应链安全因素凸显

当下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短链化、分散化、本土化、区域化、阵营化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方向，确保产业链安全成为优先于提升产业链效率的更加重要的议题。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于2022年5月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加速亚太地区的供应链重组，尽快摆脱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 “印太经济框架”首个达成的供应链协议具有显著的排他性和地缘政治色彩，期望削弱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半导体、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优势。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推行高关税政策，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的经济开放和经济一体化基础。“中国+1”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产业链调整的重要战略，亚太地区面临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风险。如果出于安全目的，不考虑各国比较优势而进行强制性供应链重构，将会对众多参与全球化生产的中小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造成难以承受的成本增加和经营风险。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如果10%—20%的海外供应链被转包回流，全球贸易估计将收缩13%—22%。在岸化、友岸化的产业链调整趋势将会缩减贸易规模，不利于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

3.区域协定错综复杂，地区贸易发展合作受限

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推进阶段、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分化阶段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再次推进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亚太地区形成了亚太区域整体层面、亚太区域内层面以及亚太各国家双边层面签署的数百个互惠贸易协定，也形成了不同层级、不同层次的复杂经济关系网络。亚太区域整体层面，《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两个自贸协定，也是美国和中国在其中发挥主导和重要作用的两大协定，二者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分裂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亚太区域内部层面，分散的多边、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众多，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1”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双边多边小型贸易协定相对分散。错综复杂的贸易协定形成了“意大利面碗效应”，不同的自贸协定规则和标准反而增加了企业开展贸易的沟通成本、学习成本、合规成本及处理贸易争端成本等诸多隐性成本，无形之中遏制了企业开展自由贸易的动力，导致亚太地区自贸协定的利用率较低，无法真正发挥促进地区贸易，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的作用。

四、中国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建议

上述多重挑战和风险对本就尚未形成成熟稳定合作框架的亚太地区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目前，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亟须遏制亚太地区分裂势头，促进地区深化合作，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朝着更加正确的道路和光明的方向前进。

（一）推进真正的多边主义，防范亚太地区碎片化发展

目前，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中国、日本、东盟对地区合作主导权竞争的权力结构，政治博弈的加剧和单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发展结构和治理结构。同时，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发展阶段不同，既有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也有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还有东盟十国等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为此，应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反对打着多边主义旗号，实则构建“小圈子”的伪多边主义行为，推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一是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和优势，提升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弱势国家在亚太地区中的话语权，帮助其提高应对经济危机、债务危机、供应链危机、能源危机等的能力，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在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为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提供金融资源支撑。二是持续拓展合作网络，凝聚亚太地区发展动能，加强与欧美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层面合作。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电子商务谈判进程，推动相关条款在亚太地区的推进和落实。以二十国集团（G20）为平台，推动亚太国家加强与欧美国家的合作与沟通，在亚太地区形成更加和谐包容的伙伴关系。发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加强平台的凝聚力，保持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深入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支撑，促进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式发展，更好地发挥东盟对于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关键作用。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信息港的作用，全面推进和落实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维护东盟在推动亚太地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加强制度开放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协调亚太地区自贸协定规则的一致性

区域自贸协定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目前，亚太地区的自贸协定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主，二者代表了未来亚太地区自贸协定的整合方向，也将在缓解“意大利面条碗”困境中发挥重要作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具有标准高、边境后议题多、包容性强等特点，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能够代表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但是该协定具有针对性较强的地缘经济竞争色彩，排他与竞争效应，而使得部分经济体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东盟发起的全球最大规模区域自贸协定，在拓展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亚太经贸合作方面意义重大，但是此协定的治理结构较为松散，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等规则制定方面不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因此，对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充分借助二者的优势，一方面，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规则发展趋势的研究，协同并支持东盟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同时，充分把握好该协定的机遇，把握住在协定框架内形成的更加开放包容、公正合理的多边自由贸易关系，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目标，主动对接该协定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完善国内经济体制与治理体系，不断提高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衔接与兼容程度，持续提升开放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间构成良性刺激，在降低关税、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提高包容性等方面加速二者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双方在相互竞争中走向融合，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个过程中，在满足合适的时机和条件的情况下，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平台，适时推动亚太自贸区（FTAPP）的谈判进程，使中国在助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以数字化、绿色化为共同目标，加强亚太地区的发展协同

数字化方面，近年来，亚太地区数字化发展迅猛，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经济体展现出了强劲的数字化发展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明，亚洲地区在数字和计算机技术专利中所占比例从二十年前的40%上升到新冠疫情之前的60%。电子商务在亚洲地区得到迅猛发展，涌现了众多电子商务巨头企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电子商务规模快速扩张，数字贸易将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形式，并将持续释放巨大潜力。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在数据跨境流动、存储设施本地化等议题层面形成广泛共识。加强亚太地区在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尽快推动完善亚太层面的数字贸易规则，建立亚太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应继续扩大亚太地区电子商务规模，持续拓展数字贸易的规模和形式。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电子商务所需的物流、支付等配套设施，提升互联网等普及程度，促进数字贸易在亚太地区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以电子商务为基础，不断扩大亚太地区的数字文化创意服务、数字教育医疗服务、数字金融支付服务等数字服务的贸易规模，探索更广阔的数字贸易空间。

绿色化方面，亚洲的碳排放已超过全球总量50%，并且未来能源需求巨大，绿色低碳转型的紧迫性凸显。亚太地区多国已经提出促进绿色发展的倡议和行动计划，未来亚太地区应将绿色低碳作为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一方面，推动绿色贸易，加强地区间的政策协调，建立相对统一的气候贸易碳关税标准和机制，促进绿色贸易的开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光伏产业、绿色建筑等相关产业，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绿色产业的新增长引擎。（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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